1956年，由于身体在长期战争中受到严重摧残，加之六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
11月6日，赴上海就医。临行时，他对学院的其他领导人感慨地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啰。”
治疗过程中，仍念念不忘军事学院的工作。他拖着病残的身体，多次给院党委和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写信。
或嘱咐：对《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一书，请组织翻译，准确译出，我可做校正，这于国防事业的研究太重要了。
1959年1月19日、携眷从南京移居北京。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军事学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到江边为老院长送行，并要送过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车站。
执意不肯，他抢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渡船徐徐向对岸驶去了，而停留在东岸的人们久久不肯离去。
他们远远地望着渡船，望着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长的身影，默默无语。渐渐的，渐渐的，渡船看不见了，老院长的身影看不见了。
这时，军事学院新任院长廖汉生，慨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1959年9月，军委成立了战略小组，任命为组长，为副组长。办公室主任由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
他撑着残弱的病体，深入部队，深入边防，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亲自动手给军委写报告。
他常常说自己是一名“残废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所提建议仅供军委和各总部决策时参考，一再反对人们把他的话当作什么指示。
在担任战略小组组长期间，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参与指导了西藏和新疆的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1959年夏、秋之际开始，邻国政府经过了长期的密谋和准备，从，不断出动军队，非法侵占领土，并多次制造事件。
1962年6月，外军在中印边境东段，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入侵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在西段的中国领土上，非法设立了侵略据点。
10月20日，外军在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犯：
中国政府以国际和平和两国友谊为重，一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边境领土争端，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缓和边境焦灼的事态的积极措施。
但是，邻国当局却把这些行动视为软弱可欺，反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走上了大规模军事侵略的道路。
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夏，中国政府命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奋起抵抗，从而拉开了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帷幕。
早在这年5月，就预见到中印边境的冲突，势必会发展成为一场相当规模的边境战争。
根据西藏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当年人民进藏的经验，他最为担心的是部队后勤供应和道路问题。
他对总后勤部的负责人说：“看邻国最近的态势，后勤工作要有充分准备，去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条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战略意义重大”
又说：“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深沟，挖洞，伪装，防止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
10月10日至17日，针对外军对中国领土的不断进犯，又多次提出详尽的意见。
他要求作战部队抓紧战前训练，确实熟悉地形道路，“要用夜行晓袭、岀敌不意战术，集中优势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要集团等。”
还指出：赢得自卫反击战胜利的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
他说：“我很担心的是啃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哪种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
10月20日，自卫反击作战同时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发起在东段，大获全胜，外军除一部被歼外、一部溃逃。
以后，边防部队又兵分五路，乘胜追击，直取达旺各地，外军仓皇向达旺河以南逃去。
昌都、林芝、山南的边防分队，也向入侵外军实施反击，先后拔除了大量外军侵略据点。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对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的入侵外军实施反击，经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
接着又乘胜扩大战果，扫除了班公湖两岸的外军侵略据点。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
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越过麦克马洪线，进驻达旺，全歼外军第七旅，俘虏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西段，共清除外军侵略据点37个。
10月24日，中国政府为维护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缓和边境焦灼的事态，郑重发表相关声明，提出了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三项建议。
在北京看到第一阶段作战的捷报之后，估计外军决不会善罢甘休，战役还会继续打下去，便抓紧时间阅读有关联的资料，对照地图研究战事的发展趋向。
他打电话给总参，询问参战部队休整情况，当面外军的动向，外军反扑可能使用的兵力，战区的交通状况，哪些河流能通航等。
他要总参告诉前线部队：“通向前面的道路要急速加修，立即组织专人调查控制地区内的地形、道路和居民点情况，部队到哪里，哪里的这一些状况就要搞清楚、弄准确。”
重视地形和道路问题，主要是为保障运输畅通和后勤补给跟得上，因此、他再次关切地指出：
“外军后缩，运输条件比以前好了，而我们运输补给要困难一些，外军可能用空军封锁我们，应预先做好防护准备”
“有些同志往往把后方补给作为第二等工作去处理。其实，打仗首先要考虑到用、吃、穿。”
11月中旬，外军果然调集了更多的兵力、兵器，准备继续向中国军队进攻，并置重点于中印边境东段。
为了遏制中国军队的正面反攻，他们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西山口一带作了前重后轻式的分段部署，形成外线较强、侧后较弱的配置。
这个特点一下子让抓住了。他指出：“照我看，目前敌人的配置，东段敌人配置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敌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从这里开刀，要比砍背容易些。”
11月14日和16日，外军再次发动进攻。11月16日，中国边防部队坚决还击，自卫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了。
在东段西山口方向，根据“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的指示，西藏边防部队采取钳制正面，夹击两翼和迂回腹背的战术，一举形成对外军的合击态势。
18日，我军发起了总攻，先后攻占了西山口、申隔宗、、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击毙外军第六十二旅旅长辛格准将。
在东段的另一方向瓦弄地区，边防部队主力同日晚直插外军纵深，拔除了他们的据点、把他们赶得一路南逃。
21日，我军逼近了边界传统习惯线，山南、林芝边防分队顺势进击，很快到达了预定地区。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拔除了班公湖地区入侵外军残存的6个侵略据点，并将外军赶回到传统习惯线日，中国政府发表相关声明，决定在中印边境全线日开始主动回撤。
为了表示中国政府的诚意，中国边防部队还奉命将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及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给了邻国，并释放了全部被俘人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威军威，进一步巩固了西南边防。
在担任军委战略小组组长期间，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深入到东北边防一线视察，了解边防建设和战略工作情况。
1964年7月4日，他带领几名参谋人员先到沈阳，尔后经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北上，到达牡丹江市。
他接见了黑龙江省委和公安总队负责人，乘船巡视了镜泊湖周围的地形，参观了一个军工厂。
他还专程到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视察，饶有兴趣地寻访他在1930年从苏联回国时的路线多年的沧桑变化，绥芬河的市容已全部改观，当年他冒着生命危险越境返国的途径也不能辨认了。
他知道，自1957年以来，中苏矛盾逐渐激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两国边境局势的紧张。
他这次出行，正是想通过实地巡视和考察、掌握东北边境地区的真实的情况，找出加强防卫的有效办法来。
由于连日旅途劳累，加上每到一地，看书、看报、看地图，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同当地领导人商谈工作，使他的眼病又一次发作，终日头晕目眩。但他未予理会。
7月16日，他由牡丹江赴哈尔滨。在哈市，他听取了黑龙江省军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详细观看了省军区的农、林、牧、渔场分布形势图。
“你们研究一下，若是像新疆那样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按照黑龙江边境地区现有农场数目，在实际要上够不够。如何建设生产兵团，让考虑，请他们最近提出意见来。”
他还视察了军事工程学院，在学院的书店里买了俄文书籍在翻看这些书时，感到视力更加减退，头痛更加厉害。
他不顾随行人员的劝阻，仍然决定到海拉尔去，现地勘察中苏边境布防情况，完成预定的视察计划。
在市郊北山，他认真察看了当年日本关东军修筑的地下工事群先是结合周围地形，详细研究了工事外部的结构和体系。
尔后亲自下到工事里边，对其内部结构，包括进出口通道、射界范围、离地高度、抗击能力，以及容量、厚度、生活卫生设施等，都一一作了细致的观察。
由于天气酷热，坑道内潮湿霉烂，臭味扑鼻，加之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休息，钻出工事时，随行人员都汗流浃背，疲劳不堪。可是他却始终兴致盎然。
一岀工事，他就对海拉尔军分区负责人说：“听说苏军在这里进攻时，日本人死了不少，许多人是死在洞里的，苏军也受到很大的伤亡才占领了工事。”
“你们要很好地研究一下，苏军是怎样打下来的，日军是怎么被歼灭的。据说苏军最后是用了水淹法才处理问题的，把真实的情况弄清楚，调查研究后向军委写个报告。”
他还对随行的参谋说，“我看了地下工事，又研究了日本军队当时的布局，日军在满洲里、海拉尔这个方向上，可能是一个师团。”
“以满洲里为前线阵地，布置有一个联队，海拉尔为基本阵地，布置有一个联队，预备队为一个联队驻扎在北山碉堡里这样的布势，你们可以研究参考。”
在返回海拉尔市的路上，结合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谈了他对国防工事构筑的设想。
他说：我考虑我们的国防工事，要地面与地下结合：弹药库、油库可放在地下，人员只能少部分隐蔽在地下。
如把过多兵力放在洞里，就限制了兵力的机动，造成被动局面打起仗来，从洞里出来再展开，就来不赢了。
他看过沿海坑道，有的太长，进岀口太小，战斗设备太差，打来了，不是被炸死，而是被压死。
切不可把工事当作包袱背起来。进出口要多，要构成“丁”字、“之”字或“蛇腹”形进出口，以利于防御和机动。
视察中，还就地调查边境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到蒙古包里做客，与牧民群众谈心，合影留念。
他还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的民族政策，鼓励他们热爱祖国，反谍防特，军民联合巩固边防。
7月29日，返回哈尔滨，在25天的行程中，他和当地领导干部现地磋商，就工事构筑、边防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而切实可行的见解，为制定战略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不幸的是，在胜利结束这次视察活动时，他的眼病加重，眼压又高达70多度，最后确诊为青光眼急性发作，不得不专车返京一入北京医院。
从此以后，他那赖以读书、看报、审阅文电、从事著译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虽经多方治疗，竟再也没办法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
1966年5月，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被撤销，处赋闲状态。但是，他依然把国防建设、部队的战略训练、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
他以自己衰残多病的身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和支持陈毅、、、等元帅的工作。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一如往日。
这年秋，搬到京郊西山住下不久，和也搬到这里，陈毅、经常来看望他们。
一天，陈毅驱车来到这里，先去看望他一进书房，就向亲切问候：“刘帅，你好啊！”
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和一本大字号的《参考资料》，笑着回答：“是陈老总来了，快坐快坐！”
摇摇头，叹息道：“不行啰！这不，我刚想试着看看大参考，用了放大镜，还是模模糊糊，啥子也看不清楚。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不久，病倒了，住进了总医院，正在总医院治疗眼疾的闻讯，不顾左眼接近失明，摸索着来到的病房。
他紧紧握住的手，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良久，才说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
这在平常情况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话，可在那环境下，它的意义和力量是难以估算的事。
7月，眼疾加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赴济南治疗。又转赴南京、上海治疗。治疗期间，他常常对前来看望他的部队领导干部说，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一内部要团结。
他还用历史上内忧外患的事例反复强调：内忧与外患总是联系着的：没有内忧，必无外患；如有内忧，终有外患。
1969年10月18日，许多老同志疏散到外地，陈毅到石家庄，到邯郸、到开封，到长沙，则到武汉。
接到通知的当天，向周恩来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愿意留在北京，给军委和总部当个参谋。如果不行，就服从组织决定。
10月20日，他处理了文件资料后开始去武汉，又由武汉转赴上海，继续治疗视力极其微弱的左眼。
1970年5月，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与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军政大学，校址设在高等军事学院院内。
他得知这一条消息后，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册军事理论教材与书籍，送给了军政大学图书馆。
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军政大学校长萧克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这些教材和书籍留给你们吧，但愿你们把学校办好！”
1972年1月6日，是极为悲痛的一天，他情深谊厚的挚友陈毅，不幸离开了人世。
对老战友的深切思念，使他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导致他的左眼视力已完全丧失。
开追悼会的那天，他让人搀扶着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先传了进去。他只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最后见一见老战友的遗容。
他走近床边一俯下身去以手代眼，颤抖着从老战友估瘦的面颊一直抚摸到冰冷的胸部，嘴里发出痛切的呼唤：“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
在场的人看着这位八旬元戎肝胆欲裂、痛不欲牛的模样，无不潸然泪下，呜咽失声。
1971年底，军委成立了由主持的办公会议，负责日常工作。1972年2月，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建设的大政方针。
“我的身体渐趋不好，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
“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听了算了，很少给回过话。”
“现在，我是个老弱残废的人了，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想尽一份力量但是，力不从心，难能给你们当个参谋了。”
“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作为老古董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你们一份，供研究参考。”
交给军委的材料，概括了他对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对海空边防建设、国防战备工事构筑；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一这些千锤百炼的经验之谈，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是60年军事生涯的结晶，也是他向党、向人民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奉献。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自奉俭薄、廉洁奉公，从始至终保持着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对子女、对亲属，他也严格要求，言传身教，要求他们永远和人民群众同甘苦，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他的革命家风，一直被人们所称颂。
进城初期，就对夫人汪荣华说，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苦，一打仗，就把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我们许多老干部的孩子，都是吃乡亲们的红薯干和小米粥长大的。
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的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特殊，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
1951年，全家从重庆搬到南京，住在城东北北极阁一幢二层小楼里。
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他经常检査家里的伙食账，看看有没有超出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
他家孩子多，刚来南京时，有四个孩子：长子太行，二女儿弥群，三女解先，小女儿雁翎一到南京后，汪荣华又生了两个儿阿蒙和太迟。
全家八口人，住房比较紧张，军事学院营房部多次提出给他加盖房子，或把房子改建一下，都被他拒绝。
后来，营房部趁他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他家的楼房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他从北京回来，严肃批评营房部说：
“你们总说我住房紧张，我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楼，老百姓有这种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太特殊！”后来，他坚持把这两间房分配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住。
对用车问题要求更为严格，他自己用车从来不讲究、不挑剔，而且也很节省。
当时，他用的是一辆旧轿车，车管部门为了他的安全，提出给他换一辆吉姆车。他坚决不同意。
他平时喜欢步行，外出开会、办事，只要路程不远，时间来得及，他总是安步当车。
每年放寒、暑假，他的孩子们从外地回来，开学时从南京走，他都不准用车接送，而让他们坐公共汽车。
有一年冬天，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汪荣华很晚还没有回家，司机不放心、瞒着他悄悄地把撤开出去，从半路把步行回家的汪荣华接了回来。
这件事还是被他发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批评司机不该私自出车，司机解释说，天气不好，又是晚上，汪荣华骑不了自行车。
他说：“骑不了车可以走回来嘛！为什么非要开小车去呢？你要记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家属子女不能随便坐，办私事决不能用公车。”
给子女们立下这样一条规矩：结婚以后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
儿女们都理解他的这番用心：父母这里生活条件优越，各种待遇优厚，这是党和国家为了照顾他们为革命所做的贡献而给予的。自己结了婚、成了家，应该独立生活，而不应该再沾父母的光。
1970年以来，的六个子女先后结婚，他们都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
太行同工人的女儿肖玉兰结婚后，住在工作单位分配给他的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里，厨房、厕所公用。
肖玉兰生了孩子，她的妈妈从湖南老家来照顾她：房子实在住不下，领导上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方米的套间，厨房、厕所依然公用。
一天，汪荣华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起去看望太行一家人。太行在延安上幼儿园时，由康克清照管，太行是喊着“康妈妈”。
长大的肖玉兰的妈妈对来看望的两位大姐说：“您看这么挤，没地方坐，没地方站。”
汪荣华拉着亲家的手说:“单论住房子，城里甚至不如乡下，现在群众还有三代人同住一间房子的哩！”
康克清也笑着说：“这比延安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我把太行从幼儿园领回来，还不是我和朱老总睡床，他就睡在拼起来的椅子上。”
肖玉兰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队医院工作，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得用3个多小时，太行工作单位离家较远，不能天天回来，生活上很不方便，她要求搬到医院去住。
但是医院解决住房也有困难，肖玉兰见自己提出要求不管用，想请婆婆岀面。汪荣华听了态度很坚决：“这种事我不能管！”
的二女儿弥群结婚时，只有机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事后，提出用一个星期天，全家欢聚，庆贺弥群夫妇新婚。
不巧，弥群所在单位利用那个星期天组织义务劳动，弥群有些为难地把这事告诉了父亲，风趣地说：“家规依从国法，个人服从组织嘛！”
的三女儿解先入党前，她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派人到家里来征询的意见，非常认真地说：
“如果你们要了解她在家里的表现，我可以向你们介绍；但你们问我她能否入党，那完全是党组织的事，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
的长孙降生时，他已双目失明，年满八旬：他特别高兴地给孙子起了名字，并催着汪荣华赶快把名字告诉儿媳妇。
但就是对全家的这个宝贝疙瘩，夫妇也严格要求，使他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孩子在妈妈医院的幼儿园里长大，在一所普通小学上学，随后又考进西郊一所普通中学，口袋里揣着月票，脖子上挂着钥匙。
他常常对子女们说：“勤能补拙，俭以养廉，廉洁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只有工作上廉洁奉公，政治上才能无私无畏。”
在家里，冬天经常穿着袖口磨破、领口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穿一双家制的黑色布棉鞋。
他的一件毛衣，袖肘都破了，还一直穿在身上。夫人汪荣华看到这件毛衣实在不能穿了，便给他买了一件新的。
他接过新毛衣，看了看，又放在桌上，说：“我这件旧的，补补还可以穿嘛，何必花钱买新的”仍然舍不得把旧毛衣脱下来。
生活上对子女严格要求，学习上更是毫不放松他一再勉励子女们刻苦读书，掌握真本领，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但不一定要当官。
他严肃地告诫子女:“没那个大德大才就不要去当那个官，即使当上了，也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这次教育部通报了一个高等学校的调查，成绩优良者10人中有9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一个是农民的儿子，而干部子女则一个也没有。
可能这是不全面的调查，但是要警觉。干部子女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
经常对子女们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
他双目失明以后，有一次让幼子太迟扶着他在院子里散步突然间、他挣脱了太迟的手，自己摸索着向前走去，边走边对太迟说：
“这叫什么，这就叫自强不息，我80多岁还要自强不息，你们年轻人更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啊！”
然后，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太迟：“我们是打扫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把舞台整理好了，唱戏要靠你们，你们要想唱好戏，就要好好学习，唱戏要靠自己的本事。”
的六个儿女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他们都读完了大学，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
他业务熟练，安心本职、曾主动放弃到部队当高级指挥官的机会，从始至终坚持在科研工作岗位上，退休前任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
二女弥群退休前曾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她以吃苦耐劳、勤于钻研著称于同事之中，曾多次立功、受奖，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是人民空军历史上罕见的女少将之一。
五子刘蒙长期驻外军事交流工作，担任过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和驻外使馆武官，退休前任装备部副部长。
夫妇教子有方，六个子女出了四个将星，博得了人们的广泛称颂，汪荣华还被评为北京市1986年度的“好家长”
1972年双目失明之后，健康情况日渐下降，不得不住院进行长期治疗。
解放后，为培养全军中、高级干部，为国防建设和部队的战备训练，他经常超负荷地工作，又使得左眼失明，伤残破损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中央对的身体健康情况十分关怀，周恩来3次亲临医院探视医护人员也尽了自己的努力。
1980年8月17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关于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
1982年8月6日，十一届七中全会通过了《给同志的致敬信》。信中说：
“由于年龄和健康情况，您不能再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崇高的品德，将为我们全党所永远怀念和敬佩。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94岁的终因久病不治而与世长辞。
10月14日，北京一个平常的秋日，凉风瑟瑟，阴霾满天，京西万寿路总后勤部礼堂前厅，被设成黑纱缠绕圆柱、挽幢悬挂横梁的庄严肃穆的灵堂。
静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党旗覆盖着他高大的身躯：人民战士持枪肃立，守护在灵柩两旁。
率全家最先来到这里，他向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昔日的老搭档、老战友的遗容。
太行山的烽火，大别山的险阻，淮海大地的硝烟，万里长江的怒涛一西南边关的征尘，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闪现，……慢慢的，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右臂套着黑纱，坐着轮椅车，由工作人员推着攀上40多级台阶来到大厅。
卧病在床之后，多次到医院看望他、总希望他有所恢复，能跟他说上几句话，如今，物是人非，悲从中来，两行清泪潸然滚落腮边。
、、王平、洪学智、萧克、宋时轮等人民的高级将领，以及三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的干部战士、列队缓缓地走进大厅。
他们默默地将右手举到额角，向人民的缔造者、功勋卓著的老元帅致最后的军礼。
张震、，带领全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以及驻京其他军事院校的教员、学员和工作人员，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军队院校的奠基人、最高学府的老院长作最后的告别。
大厅里哀乐阵阵，1500多人依次出入，呜咽声、哭泣声响成一片挥毫记下了首都军民沉痛哀悼的感人场面：
10月16日，的追悼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主持了追悼会，致悼词，悼词简要概括了一生的光辉业绩。
在长达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既为推翻帝制、保卫共和英勇斗争，又为创建人民军队、实现社会主义艰苦征战，也为推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这一天，广场、新华门和外交部，都下半旗向志哀行人路过，纷纷驻足静默、向他们敬爱的一代元戎寄托自己的哀思。
中国古人有这样两句诗：“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说的是人生一世，做了好事善事，自有众人称颂传扬，用不着自己去立功德牌坊。
一生的光辉业绩，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在全军指战员的心中，矗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
逝世后，他的夫人汪荣华给中央写信，要求把的骨灰撒向祖国各地。
1986年10月21日，的长子太行、四女雁翎、幼子太迟一行人，手捧父亲的遗骨，告别母亲和兄弟姐妹，去执行抛撒骨灰的神圣任务。
飞机载着他们穿过重重云层，翱翔在祖国的万里长空，和着徐徐的清风、的骨灰落在了太行山，落在了淮海大地，落在了南京，落在了重庆，落在了开县赵家场的黄树林。
这位从贫苦农民家庭走出来的一代名帅，最后又回到了养育他的故土，回到了他指挥千军万马战斗过的地方，与长眠在那些地方的无数烈士，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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